35岁，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历经70年的发展，如今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77岁。

  “这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据测算，2000201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4.9岁中，有23.5%归功于此。”“六一”儿童节前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秦耕表示。

  其中，5岁以下儿童主要疾病死亡率显著下降。2017年，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前5位死因是早产或低出生体重、肺炎、出生窒息、先天性心脏病和意外窒息，占全部死因的55.7%，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79.1%。

  那么，我国儿童健康在预防出生缺陷与控制死亡率、生长发育状况与营养改善方面取得成效的原因是什么？守护儿童健康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相关专家。

  得益于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新医改政策实施下，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城乡与地区差距明显缩小。此外，部分重大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以神经管缺陷发生率为例，1987年为27.4/万，而2017年仅为1.5/万，降幅达94.5%，从围产期重点监测的23个出生缺陷病种的第1位下降至第12位。

  “应格外的重视儿童健康，而健康更重要在于防病。”秦耕说，随国家逐步扩大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从最初预防6种疾病扩大到预防15种疾病，去年以乡镇为单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5%以上。

  目前，我国儿童重点传染病得到一定效果控制，并逐步消灭了天花，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且连续13年无白喉病例报告。

  “此外，我们还将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早期筛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现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等残疾以及自闭症的早期筛查。”秦耕说，自去年以来，国家继续大力保障儿童用药，将22个儿童临床急需品种（剂型）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并投入3亿多元，组织3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儿童用药品种及关键研发技术课题研究，切实保障儿童重点疾病防治用药。

  秦耕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的实施紧密关联，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及《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等。

  除了政策法规的给力，儿童健康的保障更离不开儿科学科的发展与医护人员的贡献。

  “历经80年的发展，现代儿科学已发展为基础儿科学、发展儿科学、预防儿科学、社会儿科学、临床儿科学等分支学科。”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有用“与日俱增”四个字来评价中国儿科诊疗的实力。

  据了解，目前，我国在儿童感染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血液病等领域均有相关专家指南共识发布。并且，我国儿科学者不仅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纷纷发表学术论文，而且还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例如《儿童肝移植关键技术的建立及其临床推广应用》《重症先心病外科治疗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眼睑和眼眶恶性肿瘤关键诊疗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应用》等。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儿科疾病的确存在病情进展快、个体差异大、病情易延续等特点。”王天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如今的儿童疾病谱已发生了变化：过去占主导的儿童营养性疾病、儿童传染病、儿童感染性疾病呈下降趋势，而出生缺陷与遗传代谢性疾病、儿童肿瘤、儿童心理行为疾病、小儿肥胖、糖尿病等儿童慢性病呈上涨的趋势，变异的新型病原体疾病时有发生。

  伴随着儿科诊疗技术与模式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各种组学、大数据、信息技术涌入儿科学，儿科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模式阶段：多学科协作模式、人工智能模式、互联网医疗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及儿科医联体与分级诊疗模式。

  “基于学科的发展，儿童健康才有了更充足的保障。”王天有表示，近年来，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加大对儿科的投入、新建扩建儿童医院以及对儿科医师“培养一批、转岗一批、提升一批”等举措的实施，儿童医院数量显著增加，儿科服务能力不断的提高，儿科医务人员数量逐步增多。

  “由于儿科医务人才依然匮乏、家长们集中就诊习惯、医院自身接待能力有限等原因，儿童的就医需求依旧未能得到满足。”王天有表示。

  《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儿科医疗资源供给需求矛盾突出。当前，我国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仅占总数的32.8%，儿科病床仅占医院床位总数的5.42%，儿科医师占医师总数的4.0%。而儿科门急诊人次却占门诊急诊总数的9.0%，儿科出院人数占医院出院总数的8.92%。

  在儿科医生配置上，我国也存在“短板”。《2017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千名儿童仅有0.52位儿科医生，而国际配置标准为每千名儿童拥有1名儿科医师。

  此外，儿科诊疗缺乏专属标准也困扰儿科学发展。以现行儿童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为例，诸多指标上下限区间在各种医疗机构中并不相同。比如总蛋白（单位：g/l）下限范围为41~65，上限范围为63~85，肌酐（单位：umol/l）下限范围14~59，上限范围35~111。

  “也就是说，一种检验指标在这个医院是合格的，而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可能并不合格。”王天有说，目前，检验区间的儿童版“国标”正在制订，针对儿童用药存在的专用药品少、适宜剂型不足、适宜规格缺乏，临床必需药品供应不足等问题，有关专业和部门也在抓紧研究部署，有望逐步改善。

  鉴于此，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教务处处长夏欧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要将儿科建设提高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政府应该加大对设有儿科的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力度，增加儿科基础设施、科研、教育等经费和项目资助，对儿科医学人才发放专项津贴，合理提高儿科医学人才薪酬待遇，特别要关注女性儿科医师的权益。

  “我们专业的学术组织也要在科研调研、国际交流、政策制定等方面充分的发挥智力支持作用，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标准化、精准化以及儿科医师培训等，贡献学术力量。”王天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