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水平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明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革命性作用。

  古DNA分析重构了人群起源迁徙历史，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深海技术装备的突破，使我国水下考古由水深50米水域下探至2000米深海。下一代网络技术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时空边界，基于“五觉”的数字孪生博物馆正逐步成为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演进，在文物科技工作人员的不懈追求和一起努力下，从文物保护到考古发掘，从价值阐释到展示传播，文物与科技结合日渐紧密，科技对文物工作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突显。

  科技延展了文物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空间，赋予其新生命和新生趣，为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坚实支撑。

  新时代文物科学技术工作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并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发展态势。

  敦煌莫高窟风沙灾害预防性保护体系构建与示范，为干旱区生态恢复、文化遗产地的预防性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与加固技术探讨研究，围绕石窟寺岩体失稳机理、岩体稳定性评估和监测、巩固材料和技术等核心问题，开展机理研究、研发技术以及示范应用。

  考古现场脆弱性文物临时固型提取及其保护技术，填补了文物领域对“绿色安全、可控去除”临时固型材料以及保护技术的需求空白，取得了理想的应用效果。

  世界丝绸互动地图，研发即时交互、可成长、可进化的知识服务技术，并将信息规律与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展示，现已采集99个国家12915条丝绸相关遗产数据，构建了世界首个丝绸遗产数据库。

  一个个文物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折射出文物工作“防、保、研、管、用”等应用领域的科技攻关取得重要突破。

  防患未然，文物风险防控水平有效提升。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文物风险识别、评估、控制、预警的能力大幅度的提高。文物防灾减灾理论初步形成，火灾探测、自动灭火、防盗预警等新型装备不断出现，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世界遗产地监测系统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建立馆藏文物防震成套技术装备体系，馆藏文物常见虫霉在线识别系统和新一代便携式熏蒸装备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符合我国文物资源特点的文物风险防控与预防性保护科技支撑体系也在逐步形成。

  日臻完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体系化推进。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取得新进展，科学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首个文物多场耦合实验室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文物病害科学诊断方法和动态监测技术获得突破。基于丝肽-氨基酸的丝织品接枝加固技术破解糟朽丝织品保护国际难题。石窟寺壁画、陶质彩绘文物、饱水漆木器等文物保护技术在保持国际先进。

  相得益彰，科技与考古结合逐渐走向深入。自然科学的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引入考古学中，极大地拓展了考古研究视角和信息获取能力。古基因组捕获技术的突破，极大推动了东亚史前人类遗传、演化、适应研究进程。成功制备青铜、陶瓷和玻璃等文物标准参考物质，提升我国无机质文物成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通约性。水下无人潜航器（AUV）、水下考古机器人等设备的研发并整合应用多种物探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水下遗存的发现能力。考古发掘方舱、考古发掘现场移动实验室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成效颇丰，文物行业管理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文物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深度结合，催生了智慧管理的新形态。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智能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文物数据资源管理、存储、共享、应用水平。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大数据分析和北斗定位等技术，实现了“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弥补监管力量不足、提高执法督察效率。文物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地理信息技术在文物保护规划中的应用等方面取得进步。各地积极探索推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平台、考古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文物安全监管信息化平台等建设。

  推陈出新，科技助力文物活化利用取得新成效。数字化技术成为文物展示利用关键手段，贯穿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交换全生命周期的文物数字化技术体系初步形成。文物多元信息一体化采集、极端环境采集系统，更好解决复杂材质、复杂器型、复杂环境的文物数字化问题。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的建立，实现了文物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高效转化。“宋徽宗与他的时代数字人文专题”线上传播应用，构建新型文物诠释和传播模式。数字藏经洞、云游长城、数字中轴等一系列文物数字化展示利用项目，为文物与科技融合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科研平台是国家、地方和行业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聚优质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是汇聚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开展知识创新、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重要策源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行业的科研平台建设、人才教育培训、标准化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强化文物行业科研组织体系建设，系统整合社会优质科技资源，依托有条件的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型企业建设科学技术创新平台。截至目前，已设立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40家，成为承担文物领域国家级科研任务、打造高水平创新团队、提供高质量技术服务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主力军。科研基地在全国建立了125个工作站，深化“产学研用”联合研究，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带动基层科学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重庆、四川、陕西、甘肃等9省（市）已建立省级文物科学技术创新基地64个。山西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博物馆纳入科研机构管理序列。各地文博单位与高校、科研院所逐步扩大合作规模、深化合作内容，在科技考古、博物馆数字化、文物预防性保护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文物科技标本库、数据库等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东亚古DNA、碳十四年代数据库。天津、浙江、江西、湖北等地文博单位也都相继启动了标本库和科学数据库建设，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研究计划”选拔培养的一批青年学者，已经成长为行业科学技术创新骨干，发挥学术领军作用。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版）》中，新增“文物”专业学位类别，在交叉学科门类并可授予博士学位，为文物保护利用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开辟了重要通道。13所高校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专项”，加强常规增量倾斜和存量结构调整。

  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情怀、科学素养和复合能力的创新人才，改变石窟保护利用“小、散、弱”的不利局面。山西省实施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工作，破解基层文博人才匮乏难题。举办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74名选手获奖，30名选手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标准制修订顶层设计和质量管理能力明显地增强，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标准立项指南》《文物保护标准编写工作手册（试用版）》，建立标准制修订业务管理系统和标准信息服务平台。2016年以来，发布64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加大对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博物馆等重要领域的标准供给。

  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分别成立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文物领域专业性标准化研究机构实现零的突破。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结合地方特色研制区域标准。北京、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市）也积极推动区域标准建设，累计发布区域标准近50项。积极争取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建立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广大文物科技工作人员将围绕文物事业高水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面向文物领域重大科学技术需求，突破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文物保护手段的创新力、文化需求的捕捉力、价值传播的影响力，奋力推进我国从文物资源大国迈向文物保护利用强国。